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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 “合伙人制度与公司治理

/ 仲继银

来源:商观传媒

 

       阿里巴巴特殊分类董事制度下的合伙人制度,与谷歌公司的那种分类股份制度以及FACEBOOK的投票信托制度,以及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有何不同?

 

       阿里巴巴采用了一种所谓的合伙人制度之后,多家中国著名公司相继跟进实行了所谓合伙人制度。这些所谓合伙人制度,与法律上的合伙制及合伙人并无实质关系,只是一种概念上的借用。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实质是一种特殊的分类董事制度,通过公司章程赋予一个被称为合伙人的管理层及关联人团体一定比例的董事提名权。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实际上只是通过一种间接持股安排,让一部分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能够更多地与公司股东的利益挂钩。在公司治理上,这些所谓合伙人制度的作用如何?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个所谓的合伙人制度?对此,我们要从这些合伙人制度的本质含义与相应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比较中寻找答案。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与分类董事制度


       阿里巴巴合伙人共有28名,包括22名阿里巴巴管理层和6名关联公司管理层人员。阿里巴巴合伙人有权提名阿里巴巴过半数董事,提名董事需经股东会投票过半数支持方可生效。阿里巴巴合伙人的董事提名权安排,实质上是公司主要股东和管理层之间达成了协议,并在公司章程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实行一种特别的分类董事制度。


      所谓分类董事制度,是将董事会成员分成类别,赋予其不同的身份属性。常见的两种分类方法是,按任董事职期限分类和按股东或股份类别分类。按董事任职期限分类,就是把董事任职到期时间错开,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不能将原任董事全部换掉,比如一年只能换掉三分之一的任期届满的董事。这种安排的主要含义是对付并购威胁,在有新大股东出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董事会层面上公司控制权的相对稳定。按股东或股份类别分类,是在公司具有明显不同利益诉求的类别股东时采用的方法,对每一类别的股东分配具体数目的董事席位,该类别董事的提名、聘任和解聘均需该类别股东投票决定。


      阿里巴巴公司股东们通过章程确定了一种特别的按提名权配置分类的董事制度:由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分别提名相应数量的董事候选人,再经股东共同投票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


       阿里巴巴这种分类董事安排,显然不是为了对付并购威胁而采用的董事任职期限错开,也不是为保护类别股东权利而按股东或股份类别进行的分类董事安排。


       阿里巴巴合伙人们虽然都要是公司股东,但这只是作为一种任职资格要求,其成为合伙人及作为合伙人所拥有的权力,并不直接与其拥有的公司股份挂钩,合伙人们是按人投票而不是按所持股份投票产生其最终的董事候选人提名名单。此外,合伙人们所拥有的只是董事会多数席位的提名权,其所提名的董事会候选人,还要经过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才能正式当选,而不是由持有公司股份的合伙人(或管理层及员工)们作为一个特殊类别的股东单独选举通过即可。


      这里面蕴藏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合伙人所提名的董事人选未能获得股东会通过怎么办?现在的说法是,合伙人则可再提名另外人选,可如果还是通不过怎么办?结果可能会陷入僵局,或者实际还得是股东(特别是在还存在着软银和雅虎这样的大股东的情况下)和管理层之间达成妥协,对有关董事候选人取得一致意见才行。

 

 

 

合伙人制度与分类股份制度

 

      企业制度的发展源起于商业实践和商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调整,一种博弈和相互争斗中达成妥协的结果。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发展,尽管这一结果还不是均衡解,还具有不稳定和不可靠性。


       当事人没有采用更为恰当的词汇来表达,而是借用了一个合伙人的词汇。实际上,阿里巴巴的这种合伙人制度,跟合伙人概念的本来含义毫无关系。这些合伙人,即没有承担真正合伙人的那种无限责任,也没有拥有真正合伙人的那种法定和不可剥夺的管理权力。真正合伙人是普通合伙人企业的合伙人、有限合伙企业中的普通或管理合伙人,以及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
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控制权安排,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具有公司治理逻辑上的内在缺陷。它的这种合伙人是一个外部无法预期其行为动向并且其人员边界也不确定的的组织。每年合伙人可以提名选举新合伙人,这是一个自我永续机构(self-perpetuating oligarchy),股东、员工及其他的公司利益相关者对它都没有清晰明确的控制和追责路径。这种自封为公司的合伙人,但实际并不是真正合伙人的组织,最有可能坚持公司的使命和长期利益(马云邮件语),但也同样最有可能以公司的使命和长期利益的名义拒绝和忽视其小集团利益之外的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这里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是,谁来监督和控制这个合伙人团体的可能的腐败和滥用权力问题,尽管其权力实际上并不很大。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与谷歌公司的那种分类股份制度以及FACEBOOK的那种投票信托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分类股份制度和投票信托制度,都有明确的合同约束机制。分类股份制度,是在招股时就明确了新发行股份所附带投票权比重低于公司创始人团队和现有股东所保留的股份,新认购者可以自己权衡这里潜藏的风险再决定是否参与。而且这里的投票权,是直接赋予相应类别股份,而不是直接赋予相关人员的,相关人员是因为持有相应的投票权比重大股份而拥有更多投票权的。此外,无论如何,分类股份制度下,拥有更多投票权的相关人员,其投票权大小还是直接取决于他所持有股份多少的,也就是没有根本改变股份多、发言权大的逻辑。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分类股份制度,看作是一种两合公司的现代翻版。两合公司发行的是无限责任股份和有限责任股份这两类股份,前者有管理权力,后者没有管理权力。分类股份公司发行的是投票权比重大的股份和投票权比重小的股份这两种股份,前者拥有较大的股东投票权,后者拥有较小的股东投票权。至于投票信托,本质上与公司无关,完全是相关方之间的合同行为。得到信任或支付某种对价则得到相应的投票委托,不能得到信任或对价支付不足则得不到相应的投票委托。签约方的合同治理可以控制这种从投票信托得到的权力。

 

万科的所谓事业合伙人:员工间接持股

 

      2014425日,有限合伙企业盈安合伙创立。包括郁亮在内的全部8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层管理人员共有1320位被称为事业合伙人的万科员工,签署《授权委托与承诺书》,将其在万科公司集体奖金账户中的全部权益,委托给盈安合伙的一般合伙人进行投资管理。


       这里的责任利益链条是,盈安合伙是万科公司的一个与其他股东一样只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东,盈安合伙有一般合伙人(也称普通合伙人或管理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两类合伙人,被称为万科事业合伙人的这些进入了盈安合伙的万科员工是盈安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他们与万科公司的关系,只是在员工的身份之外,又增加了一个通过盈安合伙而持有了万科的股份。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是本来含义上的万科公司的合伙人。说他们是万科的事业合伙人,与阿里巴巴所谓的28合伙人一样,只能说是一种比喻。万科公司把通过盈安合伙持有公司股票的员工成为事业合伙人,那么自己直接掏钱在二级市场购入万科股票的员工是不是万科公司的事业合伙人呢?


      郁亮表示,过去万科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和股东是打工关系,依靠职业精神对股东负责,但从小米等一些企业的经验来看,合伙人制度可能是一种更好的利益共享机制,对股东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这里显然是错用或往好里说是以比喻的方式借用了合伙人制度的概念。即使实行了上述所谓的事业合伙人制度,并且盈安合伙持股万科达到了10%,万科公司本身仍然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而与合伙人制度毫无直接关系,只是增加了一个有限合伙人企业形式的员工间接持股机构。


      此外,盈安合伙以代表万科员工投资于万科股票而成立,但也许并不是仅仅投资于万科公司股票。如果盈安合伙仅仅投资于万科股票,万科的这个事业合伙人制度,也就仅仅是一个员工间接持股制度了。而且,我们不应该高估员工持股的作用,要对其发展过度的潜在危险有充分认识。任何公司都不是绝对安全的,都有倒闭的可能。员工的人力资本已经完全投入到一个企业中了,如果再把他们相当大部分的个人财产也投入到同一个企业中,该企业一旦遭遇困境或者倒闭,员工将同时失去他们的工作和个人财产,这是一种不可承受的风险,违反了最基本的风险分散原则。如果盈安合伙作为一个独立企业,以实现其自身合伙人的财务收益最大化为宗旨,可以并不仅仅投资于万科股票,并且在万科前景不佳、股价持续低落的时候,可以为了其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企业及其合伙人们的利益而抛掉万科股票,万科的这些所谓事业合伙人也就可以瞬间消失了。


       这样的事业合伙人,其跟公司之间的利益和责任关系,也许还没有真正职业经理人,以其终身企业声望和职业收入为赌注,联结的更为紧密。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所谓的合伙人制度


       总体上看,目前一些中国公司实行所谓合伙人制度,主要目的就是保持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作为一种公司控制机制,和规范的分类董事制度及分类股份制度相比,阿里巴巴的合伙人董事提名权这种特殊安排,具有合伙人边界调整的人为可控性。万科事业合伙人制度下的那种员工间接持股,相比规范的员工直接持股,更有利于管理层实际掌握这部分股份的投票权。


       现代合伙制企业是与公司制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并存的三大企业组织形式之一。简单说,合伙制和公司制之间的本质区别有三点:成员责任限度、管理权力配置和权益转让限制。合伙制下,合伙成员----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各合伙人均有管理权力,合伙人权益转让受到严格限制。公司制下,公司成员----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管理权力归属董事,股东权益可以自由转让。在这两种标准模式之间的是有限合伙、两合公司及无限责任公司等等,区别是对上述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组合安排。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其宗旨是实现完全的资合,或说实现作为公司股东的人资分离。作为股东、出资者完全就是资的角色,与个人能力无关,公司的管理交由董事和经理,股东或其他人出任公司董事或经理,不靠资、全靠人,靠能力。要使人、使能力走上公司管理舞台,就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的力量,以防公司进入大股东陷阱”----大股东能力不足又不愿意放权,控制一切,致使公司永远发展不起来的半死不活状态。中国今日之诸多公司,之所以既难以改进公司治理、规范董事会、引入职业经理人,也难以有效壮大和发展的原因就在于此。

 

       对股东权力的限制和对董事会能力的建设这两个不足,加上对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解不充分和中国传统合伙观念的影响,导致了所谓合伙人制度这一类的中国式公司治理创新。这种创新如同中国改革过程中的承包制和双轨制等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需要进一步的清晰界定和提炼、升华,才能成为一种可持续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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